河合鈰太郎與眠月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陳玉峰

因緣非宿命,但內因、外緣擁有無窮多的逢機或巧合,演化論其實與佛法緣起說,存有最佳互為印證的輝映,只可惜今人詮釋因緣,不是傾向「萬事合理化」的無聊,就是誤把因緣當宿命。

百年台灣大約經歷五代,以阿里山開拓史而論,第一代日本菁英多屬「明治時代」遺風,為人正直樸實、行事嚴謹、謙沖自足,被尊稱為「阿里山開發之父」的河合鈰太郎便是典範之一。

1866年出生於名古屋的河合鈰太郎,1890年畢業於東京帝大農科大學(今之農學部)林學科,在前往德國留學深造,探究西方先進國的森林經營制度與運作期間,巧遇由台灣前來歐洲考察的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,河合氏與之暢論對台灣森林開發的見解,後藤氏留下深刻的印象。1897年,河合氏擔任東京帝大林學科森林利用學講座之首任指導教授,可說是日本近代森林學的先聲。

1896~1899年風起雲湧的山林探險發軔期,雄偉浩大的阿里山檜木林遂見知於世,官民奮力前往調查此一空前絕後的珍貴資源。由於在德國的一面之緣,後藤新平遂延攬河合鈰太郎前來參贊,1902年5月,河合博士接受總督府特命,由嘉義入山,經公田、達邦、十字路,首度進入阿里山,時年36正值青壯,曾深入曾文溪、清水溪上游石鼓盤溪流域,探勘後認定林相優秀、材質極佳、蘊藏豐富,但對原先民營業者提出的木馬道或水運不表贊同,力主應用美式運材方案開發。這份首勘報告,讓後藤新平下達開採阿里山的大政方針,1903年由是而展開實務調查規劃,此後,以日俄戰爭等財政問題,阿里山開發的投資改由民間藤田組擔綱,1906年河合氏仍受聘之。

河合氏二度入山係1904年10月,陪同後藤新平等百餘人,深入至萬歲山頂;第三次則在1906年6月20~28日,此行或曾到達「薄皮仔林」(今之眠月車站附近),依《阿里山年表》記載,河合氏等人係「首度經石鼓盤溪入山之際」,命名了「眠月」此地名,然而,河合氏三次入山皆是由嘉義東向進入。嘉義入山,經達邦到十字路是曾文溪流域,由十字路要到石鼓盤溪至少要北上15公里,由來吉、社發坪(今豐山)才能進入清水溪流域,再東向上溯石鼓盤溪,以現今巡山員由豐山村走到千人洞必須耗時約2小時,加上再上溯至眠月,僅由十字路出發計算,估計需時3~4天。

河合氏的第3次探勘阿里山,係陪伴藤田組副社長、鐵道部長谷川技師等人,另有老阿里山森林發現人石田常平引導,石田常平發現的大森林即後來鐵路4個分道及沼平等區域,若說在1906年6月的河合氏第3次之旅抵達眠月,以前後8~9天時程,很難由「石鼓盤溪入山」,或應由阿里山經塔山、松山下抵眠月為宜。

事實上1900年6月12日,總督府派遣技師小西成章、技手小笠原富二郎,以及小池三九郎、石田常平,由竹山經烏松坑、匪籠(有些地圖誤植為龍飛)、松山、眠月、大塔山進入阿里山,此一南下路線之抵達眠月,可能係鐵路未鋪設前更容易的方式。

1906年6月20日為農(陰)曆4月29日,1906年為閏(陰曆)4月,故6月21日為陰曆4月30日,6月28日為陰曆5月7日,河合氏等人6月20日才由嘉義出發,可以抵達眠月且夜宿,最快的可能日期約在6月23或24日,或說陰曆5月2日或3日,如何如張新裕(1996;107頁)描述的「露宿、月夜」?或如洪致文(1994;92頁):「有一天晚上,他躺在大石頭上睡覺,看見明月緩緩爬上山頭,四周盡是千年參天古木……」?

    究竟「眠月」這地名的由來,是否真是緣起於「…躺在林中的巨石上露宿,夜空中明亮的月光叫人幾乎難以入眠,黑暗中蓊鬱的巨大森林,在清澈的月光下顯得無比的幽靜,此情此景不禁令人黯然心醉」,因而將此地取了一個極其優雅的名字(名越二荒之助、草開省三,1996),命名依據是在1906年、舊地重遊的1919年,或是1906年之前?實有必要追溯河合氏一生中的遺著,而1919年的賦詩:「斧斤走入翠微岑,伐盡千年古木林,枕石席苔散無跡(蹤?),鳴泉當作舊時音」,據筆者口訪得知,原字跡寫在布上,置放於高山博物館,但後來卻丟失,卻形成後人望文生義、想像杜撰的藍本,真情實相若何,尚屬羅生門。

筆者認為可有如下推演、考據或處理態度。

其一,19及20世紀之交,對阿里山地區的探險路線必須較完整的追溯,考證各文獻上地名、原住民部落所在地,相對明確的顯示先人足跡。之後,各種敘述才可能有所實際引據及推演,此乃做學問的基本態度與準備,若難以追溯下,下筆宜多保留。

其二,眠月舊名「薄皮仔林」,意即紅檜大森林,係19世紀末台灣開拓先人早就存在的地名,而日名「眠月」似乎可確定是「月光下睡覺」,而不是「月亮睡覺」,則河合氏在1906年的入山,除非日期有誤,否則不可能在月光下睡覺。慎重的地名考據必須從頭來,包括河合氏本身的記錄及客觀史料。至於眠月要否恢復「薄皮仔林」的本土名,係另一問題。

其三,我們亦可採取口述文學的態度,容許代代遞變、美化或馳騁遐思,而非得引經據典、事事嚴謹如金鐵,但須視場合、範疇而存有若干分界。河合氏之與眠月固有相關,「事實」如何仍待研究。而「研究」此等案例之「意義」,又屬另外議題。

河合氏實乃開發阿里山決策的引據,也就是之所以被尊為「開發之父」的理由,他在阿里山事業步上常軌之後,投入太平山的開發規劃,亦曾參與滿州、蒙古一帶的森林開發事業,1926年由東京帝大退休,退休後則潛心研究木炭,開發了著名的「煉炭」;1931年於東京家中往生,享年66歲,據聞其死因,得自台灣感染瘧疾的後遺症,亦為因素之一。

往生訊息傳至台灣,嘉義郡為其舉辦一場盛大的遙祭儀式;1933年2月3日,由京都帝大文學教授撰書的記功碑在阿里山樹立,舉行揭幕儀式。這塊石碑正面文刻書「琴山河合博士旌功碑」,但「博」字少一點、「功」字的力邊刻成「刀」,「傳說」河合氏謙沖不敢居功,遺言如有任何對他個人的尊讚,不敢承受,後人尊其遺忘,故如此刻法(待考證)。

盱衡河合氏一生付諸山林開拓,誠然係時代之趨,20世紀末台灣山林破碎、水土橫流、物種滅絕的慘劇中,固不能全然怪咎如河合氏等先鋒,何況日治時代伐木謹守土地倫理,絕非國府治台後的耗竭刨根、慘淡經營,百年而後,921地震下,中部山區地肉山骨竟成爛泥,生界浩劫當然相關於伐木營林;非理性的感慨,吾人或可認為台灣地土正在還債,精靈憤怒,因而大震中阿里山區記念開拓史的石碑如「近藤熊之助」巨碑震斷、「二宮英雄」殉職碑位移歪邊、樹靈塔傾斜、中國式車站毀滅、遊樂區大門倒塌、祝山觀日樓亦已消失,而河合石碑亦受輕微震裂,經林務局略加修復後依然健在,或乃台灣土地生靈慈悲,以河合氏謙虛,應允其長存,況且,河合氏亡於台灣傳染病,功過或可付之山嵐飄緲間?!

河合鈰太郎之於阿里山或世界山林,代表19及20世紀之交,全球重商主義、帝國或軍國文化下,開發及拓展勢力範圍主流的菁英,然其以明治時代篤實、淳樸、剛正遺風,其智能及價值觀之有無偏差,實乃時代共業,以當年際遇,成為主導台灣山林命運的關鍵性符號,由時空省視,蓋乃巧遇後藤新平之結局,非大化因緣無以致之,捨河合氏,必有他人代之。而河合氏留給阿里山淒美、偉大、災難,以及一連串「非戰之罪」的謎樣記憶,令人不禁懷疑,歷史、想像與創作,從來都是夢幻膠體,除了當下的了悟之外,所有文字皆虛妄!